古代背景 丝绸之路是 古代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路线图 古代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路线图 起始于古代中国，连接亚洲、非洲和欧洲的古代陆上商业贸易路线，最初的作用是运输古代中国出产的丝绸、瓷器等商品，后来成为东方与西方之间在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方面进行交流的主要道路。 1877年，德国地质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其著作《中国》一书中，把“从公元前114年至公元127年间，中国与中亚、中国与印度间以丝绸贸易为媒介的这条西域交通道路”命名为“丝绸之路”，这一名词很快被学术界和大众所接受，并正式运用。其后，德国历史学家郝尔曼在20世纪初出版的《中国与叙利亚之间的古代丝绸之路》一书中，根据新发现的文物考古资料，进一步把丝绸之路延伸到地中海西岸和小亚细亚，确定了丝绸之路的基本内涵，即它是中国古代经过中亚通往南亚、西亚以及欧洲、北非的陆上贸易交往的通道。 丝绸之路从运输方式上，主要分为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 陆上丝绸之路，是指西汉（前202年—8年）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开辟的以首都长安（今西安）为起点，东汉时以都城洛阳（今河南洛阳）为起点，经凉州、酒泉、瓜州、敦煌、中亚国家、阿富汗、伊朗、伊拉克、叙利亚等而达地中海，以罗马为终点，全长6440公里。这条路被认为是连结亚欧大陆的古代东西方文明的交汇之路，而丝绸则是最具代表性的货物。[4] 北线：珲春--吉林--长春--满洲里--俄罗斯---欧洲 海上丝绸之路， 唐宋时期中国第一大港－广州 唐宋时期中国第一大港－广州(54张) 是指古代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进行经济文化交流交往的海上通道。2000多年前，一条以中国徐闻港、合浦港等港口为起点的海上丝绸之路成就了世界性的贸易网络。[5] 唐代，我国东南沿海有一条叫作“广州通海夷道”的海上航路，这便是我国海上丝绸之路的最早叫法[6] 。 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从中国东南沿海，经过中南半岛和南海诸国，穿过印度洋，进入红海，抵达东非和欧洲，成为中国与外国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的海上大通道，并推动了沿线各国的共同发展。中国输往世界各地的主要货物，从丝绸到瓷器与茶叶，形成一股持续吹向全球的东方文明之风。宋元时期，中国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的大幅提升以及指南针的航海运用，全面提升了商船远航能力，私人海上贸易也得到发展。这一时期，中国同世界60多个国家有着直接的“海上丝路”商贸往来，引发了西方世界一窥东方文明的大航海时代的热潮。[5] 明代郑和远航的成功，标志着海上丝路发展到了极盛时期。[6] 中国境内海上丝绸之路主要有广州、泉州、宁波三个主港和扬州、福州等其他支线港组成。广州是世界海上交通史上唯一2000多年长盛不衰的大港，从3世纪30年代起，广州已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主港。唐宋时期，广州成为中国第一大港，明初、清初海禁，广州长时间处于“一口通商”局 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 面；宋末至元代时，泉州成为中国第一大港，并与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并称为“世界第一大港”，后因明清海禁而衰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承认的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便是泉州；在东汉初年，宁波地区已与日本有交往，到了唐朝，成为中国的大港之一，两宋时，靠北的外贸港先后为辽、金所占，或受战事影响，外贸大量转移到宁波。[7] 福州作为唐中期至五代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启泊地之一，成为沟通中国与海外文化交流和商贸往来的重要通道。[8] 北线：北美洲西海岸---北太平洋--日本，韩国---俄罗斯扎鲁比诺港---珲春 随着时代发展，丝绸之路成为古代中国与西方所有政治经济文化往来通道的统称。除了“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还有北向蒙古高原，再西行天山北麓进入中亚的“草原丝绸之路”等。 时代背景 当今世界正发生复杂深刻的变化，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继续显现，世界经济缓慢复苏、发展分化，国际投资贸易格局和多边投资贸易规则酝酿深刻调整，各国面临的发展问题依然严峻。共建“一带一路”顺应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的潮流，秉持开放的区域合作 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 精神，致力于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开放型世界经济。共建“一带一路”旨在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推动沿线各国实现经济政策协调，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共建“一带一路”符合国际社会的根本利益，彰显人类社会共同理想和美好追求，是国际合作以及全球治理新模式的积极探索，将为世界和平发展增添新的正能量。[1] 共建“一带一路”致力于亚欧非大陆及附近海洋的互联互通，建立和加强沿线各国互联互通伙伴关系，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复合型的互联互通网络，实现沿线各国多元、自主、平衡、可持续的发展。“一带一路”的互联互通项目将推动沿线各国发展战略的对接与耦合，发掘区域内市场的潜力，促进投资和消费，创造需求和就业，增进沿线各国人民的人文交流与文明互鉴，让各国人民相逢相知、互信互敬，共享和谐、安宁、富裕的生活。 30多年来，我国改革开放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同时也存在着缺乏顶层设计、谋子不谋势和不注重改善国际发展环境等问题，迫切需要加强各方面改革开放措施的系统集成。以开放促改革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基本经验，其成功秘诀在于通过主动融入世界市场为公司治理、政府治理引入外部监督从而提高治理效率。但是，30多年来无论是宏观中观还是微观层面改革创造的外部监督都不是真正的外部监督，监督主体一定程度上只是治理者的化身、不是来自治理体系外部的主体，效率低下问题仍得不到根本解决，亟待全面深化改革。“一带一路”战略既是今后我国对外开放的总纲领，也理应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钥匙。通过融入国际治理和开展国企的跨国产权合作，“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在有效避免“西方经验”局限、防止治理本身被“短视”市场消解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同时，将为我国经济治理、国家治理、社会治理进一步引入来自治理体系之外的监督主体，创造强有力、更有效的外部监督，从根本上解决治理效率问题。当前，在经济新常态和改革“空转”情况下，迫切需要加强以“一带一路”战略为引领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全面统筹促进国内各领域改革发展特别是供给侧改革。[9] 当前，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高度关联。中国将一以贯之地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构建全方位开放新格局，深度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既是中国扩大和深化对外 一带一路重点城市图册 一带一路重点城市图册 开放的需要，也是加强和亚欧非及世界各国互利合作的需要，中国愿意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承担更多责任义务，为人类和平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1] 2015年10月19日，“一带一路”国家统计发展会议在陕西西安召开，国家统计局前局长王保安在会上倡议，“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要进一步加强政府统计交流与合作，努力为各国可持续发展提供准确、可靠的统计数据。王保安指出，信息互联互通是经济互联共赢的基础，“一带一路”行动，将推动政府间统计合作和信息交流，为务实合作、互利共赢提供决策依据和支撑。中国政府统计部门将积极开展对可持续发展相关指标的统计和监测，大力推进现代统计体系建设；将以更加积极、开放的态度，努力提供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权威统计数据，积极搜集整理“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统计资料，进一步提高中国统计数据的国际可比性，与各国分享中国统计改革发展实践；将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府统计机构一起，共同致力于加强统计交流合作，研究建立统计数据交换共享机制。[10] 通用电气（GE）是积极寻求利用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国际企业之一。GE将支持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并承诺为此全面投入技术、服务及全球资源，助力中国企业投身其中。[11] 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正在为中国EPC企业带来全新的海外市场机会。目前，西门子在电力、公用事业、油气与化工、矿山与工业等众多领域与中国EPC企业开展了紧密合作。截至2015年底，西门子已与中国能建、中国电建、中石油、中石化、中材集团、中集来福士等上百家中国EPC企业在近60个国家开展项目合作。例如，在近10年内西门子帮助中国企业在全球十余个国家安装了37台重型燃气轮机、17台中小型燃气轮机以及11台大型蒸汽轮机。[12-13] 第71届联合国大会决议欢迎“一带一路”等经济合作倡议，敦促各方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呼吁国际社会为“一带一路”倡议建设提供安全保障环境。[14] 2016年12月16日（“一带一路”国际日），全球留学生志愿者举行庆祝活动，联合国总部降旗以示欢迎。[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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